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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死亡医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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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概念，并对医学化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批评[1]。关于医学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本文选取的是著名医学社会学家彼
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概念，并对医学化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批评[1]。关于医学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本文选取的是著名医学社会学家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的定义，即一些原本不被认为是医学问题的行为或被医学术语定义，或者被医学语言描述，或被放在医学框架下理解，或者被医学手段所“解决”[2]。学者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死亡医学化”（Medicalization of Death），意思是死亡被医学的价值观、准则、医学所接受的行为和医师主导角色的规定和限制[3]。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医学控制了死亡的过程，战胜死亡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医学工程发展出了诸如脑起搏器、心脏起搏器、基因编辑工程和生命维持设施等一系列试图战胜死亡的工程技术。然而，是否应该完全由医学来决定人何时死亡，以何种形式死亡，甚至是否死亡？死亡的医学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回应这些影响？本文聚焦于死亡医学化这一主题，首先介绍医学化概念的发展脉络及相关理论，进而讨论死亡医学化的定义及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死亡医学化进行反思。借由这些反思，作者希望对医学和医学工程的发展方向带去一些启发意义。
1 医学化的概念和理论发展
医学从未如此有效地降低死亡率，让不计其数的患者重获新生。医疗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医疗工程的进步，惠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疫苗的出现显著降低了因瘟疫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频率；维生设备的出现让很多原本没有存活机会的患者得以延缓死亡的到来；心脏起搏器的出现延长了大量心脏疾病患者的寿命，等等。人们对医学和医学工程的崇拜随之而逐渐达到高峰。医学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生活方式的新准则：医学可以决定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是否是正常的，我们自己却说了不算。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医学化的主张。
医学化一词首次出现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1]。对医学化最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异常的医学化”（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ce），即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越轨的社会问题或行为问题被当作医学问题而提出和解决。例如，酗酒、成瘾、学习障碍等就是被医学化的社会问题[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等学者提出，病理学适用范围的制定以及对人身体和行为的规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建构[4]。他们反对用“医学模型”来解读社会行为。他们认为医学所定义的“异常”将某一群体从人群中分离了出来，而把医学当作可以诊断和治疗社会和个人的“顽疾”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更会造成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导致有些原本属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被个人化，最终个人不得不为社会问题买单[5]。福柯甚至提出罪犯是标签化的受害者，疯子只不过是探索心灵自由的人，医生包括精神科医生才是真正的恶人，因为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权利将某些人诊断为病态状态，不断加固社会对某些人的成见，使得他们被隔绝在社会之外[5]。医生群体和医学专业也因而受到强烈抨击。部分学者指出，正是医生在不断地制造疾病，导致被诊断为“有病”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伊凡·伊里奇在他的著作《医学的局限：医学的复仇》（Limits to Medicine: Medical Nemesis）中指出，医疗机构制造了临床、社会和文化的“医源性疾病”（iatrogenesis），这些医源性疾病已经“威胁了健康”[6, 7]。在他看来，西方医学把治愈、衰老和临终的问题看作是疾病，这使得人类生活被“医学化”，让个人和社会无法面对这些自然过程[7]。
但后来，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医生和医学专业在医学化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像他们之前假设的那样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医生有时不得不被动接受医学化，他们甚至会扮演反对医学化的角色。例如，酗酒被当作疾病治疗其实是社会建构和政治建构的结果，而非医学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境下，美国医学会虽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承担起对酗酒患者的治疗[8]。
之后有关医学化的研究转向医学管辖权，其中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医学化向现代内涵的转变[4, 9]。福柯在1974年的演讲《社会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Social Medicine”）中首次提到“医学化”一词。他讲到：“自18世纪起，人类的存在、人类的行为、人类的身体都被带入到一个越来越紧密和重要的医学化的网络之中，越来越少的事物能够从这个网中逃离出去。”[10]他指出，德国的“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是利用医学警察来增加国家的集体力量；法国的隔离制度和对抗瘟疫的经验，让卫生机构学会观察和区别对待患者，并通过管理那些可能携带疾病的水和空气来管理患者，从而形成“政治医学的理想模型”（politico-medical ideal）；而英国“劳动力医学”（labour force medicine）的出现则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的健康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安全。
文章来源：《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 网址: http://www.htyxyyxgc.cn/qikandaodu/2021/0112/402.html